周恩来同志在他伟大的革命一生中，为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舍身忘死的革命气魄、平等待人的民主精神、见义勇为的革命风格、充满智慧的人格魅力、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对党外人士的政治选择影响深远。

在他的影响下，党外人士在革命与反动之间，选择进步事业。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等中间力量，具有妥协性和摇摆性。周恩来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中间势力占有极大比重，他们的向背，对于革命成功与否，具有决定的意义。他制定并实施“扶持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的政策措施。为了团结争取党外人士，周恩来广交党外朋友，经常同他们聚会、恳谈，耐心细致地向他们宣传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引导他们走上进步道路。胡厥文回忆当年同周恩来的交往时说：“我从他那里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使我钦佩不已的是他既给人以教益，却从不自居人师。”“从来没有听到他对党外朋友指手画脚……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他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断做团结工作，使人不知不觉之中为之折服”。

在他的影响下，党外人士在抗日和内战之间，选择一致对外。20世纪上半叶，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但国民党采取的是消极抗战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在国家和民族大义面前，周恩来坚定地做好组织和引导工作，团结党外人士汇聚起全面抗战的合力，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他在“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中明确，“坚持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发动者的立场：一方面，在抗日与打击亲日分子的基础上，和南京左派合作，吸取中间派到我们方面来；另一方面，结合南京之外的各派，以西北为中心，以抗日为目的和条件，推动南京向左之力量。”“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若干年后，张学良在接受《百年恩来》采访时说，“中国我只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

在他的影响下，党外人士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选择共产党的领导。由于国民党的造谣诬蔑和别有用心的宣传蛊惑，加上我们党内连续发生的“左”倾错误的影响，革命根据地与外界相对隔绝，使国统区的民众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对中共普遍缺乏了解，甚至心存疑惧。周恩来说：“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每当党外人士遇到危难，周恩来总是给予最大的支持与帮助。皖南事变后，蒋介石阴谋解散第三党。在周恩来的支持帮助下，三党三派于1941年3月组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当国民党蒋介石迫害民主党派领袖和民主人士时，周恩来一方面关心照顾，一方面严正抗议谴责国民党的暴行。他在1946年6月对吴玉章等人在电文中要求，“徜时局恶化，应设法安顿文化界朋友。”并想方设法安排民主人士及时转移，免遭国民党蒋介石的迫害。当有的民主人士遭国民党特务打伤后，周恩来亲自到医院慰问。经过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历程，周恩来同各民主党派领袖和各界民主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并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许多人正是从他身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党，对共产党由疑惧到依赖，由疏远到亲近，近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钱学森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

在他的影响下，党外人士在旧政权与新政权之间，选择共建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摆在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周恩来同志作为首屈一指的谈判家、外交家陪同毛泽东亲自赴重庆谈判。当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的方针，当重庆谈判的和平协定被蒋介石一一否定，经过国共内战的洗礼，周恩来及时抓住党外人士的政治要求，在五·一劳动节口号的感召下，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纷纷响应筹备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设新中国。1948年8月，周恩来拟定了港、沪和长江以南地区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77人名单。其中有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分四批北上。同时也部署迎接北平、天津、上海的民主人士到中央统战部驻地河北平山县的李家庄。1949年1月21日，还与毛泽东联名致电宋庆龄，请她“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新中国宣告成立。他从组织新中国第一届政府开始，始终注意吸收非党人士，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将这个传统一直保留下来，传承至今，也使后人受益至今。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有2位是非党人士。政务委员15人，9人是非党人士。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拒绝做北洋政府的官，拒绝做国民党“国大”的官，经过周恩来的思想政治工作，出任了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这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成功，也是周恩来的能力和魅力的体现。

在他的影响下，党外人士在“反右”与“文革”的挫折和迷茫之间，选择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建国后，周恩来非常重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他说：“非党人士要有职有权”，“非党人士担任部长的就要非党人士作报告”。政务院的“有关文件等也交非党人士审查，一切指示、法令也要他们修改，这样不仅不会动摇我们的政策，而且还会完善我们的政策”。他与毛泽东同志一道，深刻阐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受到极大鼓舞，激发和调动了党外人士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周恩来在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仍然强调“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就是统一战线，不仅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如此”，尽力减少各种干扰。特别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随便揪斗，亲自拟定保护宋庆龄、郭沫若、傅作义等著名党外人士名单，党外人士也在周恩来的关怀中坚定了对党和国家前途的信心，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为新时期发展多党合作事业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政治基础，为新时代推进多党合作制度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

冰心老人说，周恩来是中国亘古以来赋予“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他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代表了党外人士的共同心声和高度认同。